时光匆匆白马过隙，大道润物细无声息。
二十年前，巴菲特投资思想通过孙涤教授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文章登陆中华大地时，知者、受者、行者寥寥无几，阿理有缘、有幸成为其中之一，亲历、见证了这一投资大道的传播、发展、壮大过程；二十年后的今天，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方法已发展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投资流派，虽然还谈不上蔚然成风，价值投资者队伍仍然是孟什维克，但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发挥着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一波三折
和任何新兴事物一样，巴菲特投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伴随着质疑、争议和反复。
从1995年底到2002年间，巴菲特投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部分时间“随风潜入夜”，进展缓慢，并不为广泛关注。直到2003年底至2004年4月份,大盘走势如虹,“五朵金花”全面盛开,价值投资才开始广受瞩目、大受好评；然而当大盘反复向下、“五朵金花”出现分化时,市场对价值投资的掌声开始稀落起来。当年8月，随着上证指数击穿1300点“铁底”,“五朵金花”几乎全面凋零,市场对价值投资看法也随之逆转,“巴菲特陷阱”、“价值投资困境”、“A股应该价值投机”等喝倒彩声开始充斥市场。人们对呼啸而来的价值投资和估值方法的争论,其参与范围之广和争辩之激烈,为二十年来所罕见。
2005年至2007年，股市大牛，价值投资效果显著，王者归来，人们对价值投资的追捧达到沸点。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直落冰点。当年12月，阿理在中道巴菲特投资俱乐部年会上作了题为《全面理解并坚持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演讲，提出了巴菲特投资思想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投资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投资系统，巴菲特的投资方法可划分为常规投资和非常规投资两大部分，并提出了坚持巴菲特投资思想的八条原则。2009年股市大幅反弹，人们对价值投资的信心有所恢复。
2010年以来股市陷入漫漫熊途，2014年在改革牛和杠杆牛的推动下，大幅反弹，创业板近乎疯狂，但好景不长，2015年6月中旬后急剧下坠，酿成股灾。在股市变幻中，价值投资法路遥知马力，经受住了考验，逐渐为更多的个人投资者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所接受。十几年前，阿理参加股东会和公司调研，很少碰到价值投资者，但最近几年，明显感到价值投资的同道有了显著增长，中道巴菲特投资俱乐部最近三年迅速发展壮大、会员的水平和层次快速提升就是一个缩影。
回首二十年，虽然人们对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态度随着行情的起伏，象过山车般变幻，显得相当幼稚，但是巴菲特投资思想仍然顽强发展，显示其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主要争议
当然，争议仍然广泛存在。从1995年底到2010年的15年，争议集中在“巴菲特投资思想在中国是否水土不服”等问题，但2011年以来的五年，争议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在中国如何做好价值投资”等问题上，例如：在中国应该做纯粹的价值投资，还是价值投资和趋势投机相结合？在中国应该完全照搬巴菲特的方法，还是应该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发展？
阿理认为巴菲特投资理念在中国不存在水土服不服的问题，而是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投资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市场机制都是一样的，人性弱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象不同而已。而价值投资正是根据本质来决策的。
很多人认为巴菲特投资理念在中国水土不服，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认真研究、透彻理解、实际应用巴菲特投资理念，只是根据一些粗浅的认识、找一些表面的理由，就武断地认为巴菲特投资理念在中国水土不服。他们认识的巴菲特投资理念和实际的巴菲特投资理念差异很大。
另一种情况是，部分人研究了巴菲特投资理念觉得很有道理，但应用的短期效果不好，就放弃了，认为巴菲特投资理念水土不服。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全面理解、熟练掌握，自己功夫没到家造成的，他没有不断完善、坚持下去就半途而废了，并非巴菲特投资理念本身水土不服。
人们认为巴菲特投资理念水土不服，具有代表性的理由不外乎以下两条：
第一条，美国股市是成熟市场，中国股市是“新兴+转轨”的市场，不规范、不成熟，投机气氛浓厚，不适合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
这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价值投资理念的诞生正是在1930年前后大危机时期不规范、不成熟的美国股市。那时美国连证券法都没有，财务报表也非常不规范、不透明，正是格雷厄姆开创了财务分析这个职业。反过来讲，正是不规范、不成熟，大多数人去做短线投机博弈，导致市场暴涨暴跌的时候，就为少数价值投资者制造了低价买进好公司和高价卖出的机会，乱世出英雄，混水好摸鱼，价值投资者才更能发挥其优势、更有其探求真相的用武之地。后来美国股市越来越成熟，投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投资大师移师海外，到不成熟的新兴市场淘金。巴菲特以内在价值1/3的价格淘到中石油的便宜货，在韩国以3倍左右市盈率买了20只财务健全的股票，获利丰厚，这些都是很好的案例。
07年巴菲特访问韩国，也有人提出“韩国股市的结构不适合进行巴菲特式价值投资，对此您有何看法”的问题，巴菲特表示：“以在美国进行的完全相同的方式对韩国进行了投资，而且那样的投资也获得了成功。”他反问说：“如果不是价值投资，难道要进行无价值投资吗？”并强调说：“没有其他的代替方案。”
2010年巴菲特在中国行中也表示：“如果我在中国，我也能取得同样成功。”有趣的是，在美国，人们也质疑巴菲特的投资方法是否有效。巴菲特自己曾言：“如果市场总是有效率的，我将会流落街头，沿街乞讨。”
中道巴菲特俱乐部2007年有个实证研究的课题，通过对1997年至2006年十年中766家公司的统计研究发现，有24家公司超越了同期指数表现，股价的年复合收益率在15%以上，而且股价呈现稳定上涨的特征。这24家公司共有13家符合巴菲特选股的特征。投资者如在十年前选取巴式公司来投资，长期持有至2006年，便能取得超越市场的回报，从而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一样适用于中国特色的股市。
第二条，中国没有好企业值得长期投资。
这条理由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一竹篙打死一船人，用老眼光看这个快进的时代。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了一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他们甚至比发达国家的企业更勤奋、更有效率、更有竞争力，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中逐渐脱颖而出。尽管优秀企业的比例比发达国家小一些，但作为价值投资者，能够发现50家优秀的企业，再选择其中5-15家估值合理、具有安全边际的企业构建一个投资组合就足够了。
至诚如神
关于“在中国应该做纯粹的价值投资，还是价值投资和趋势投机相结合？”的问题，阿理前几年曾数次写文章提倡要做一名纯粹的价值投资者，至诚如神，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正确的方向上持续学习、持续积累、持续进化，才能逐渐解决投资路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不惑、不惧、不忧，最终达到高明投资的境界。
而所谓的“矩”就是价值投资的三条基本原则：（1）把股票当作生意的一部分，买股票，就是买公司（对股票的态度）；（2）市场是在那里服务你，而不是指导你，要牢记“市场先生”的寓言（对市场的态度）；（3）投资要有安全边际的保护。价值投资也可以有多种风格，但这三条基本原则不可违背，否则就会超越价值投资的范畴，滑向投机的泥潭。
试图用投资和投机相结合、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相结合、价值分析和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所谓“策略投资”来解决投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流行的谬误。
技术分析是投机者的工具，但绝不是价值投资者的有效工具。格雷厄姆曾尖锐地指出：“人们不可能对处在人类自身控制之下的经济事件作出科学预测。这种预测的“可靠性”将使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而这种行动反过来推翻当初的预测……由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推论,不存在曾长期不断获得成功并广为人知的图表分析方法。如果有的话，它很快就会被无数人所采用。也正是这种追崇最终将葬送其功能。”
巴菲特也是过来人，早年学过技术分析，亲自绘制过股价图表，但接受格雷厄姆的思想后就放弃了。他把技术分析比喻成“图表巫术”。他说，技术分析误导你的次数不比有用的次数少。
对公司的研究，只要肯下功夫，准确率可以做到90%甚至更高，但图表技术分析准确率很难超过60%，很多人为了准确率60%的东西而放弃准确率为90%的东西，实属不智。10年前我和香港一位技术派大师曾就技术分析做过深入的探讨。他也坦率承认运用技术分析进行预测，五次只能做到正确三次，所以他在操作中也经常犯错需要停损，亏损是家常便饭。从这个角度看，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有优秀公司和安全边际的双重保护，长期亏损和犯大错的概率是很小的，巴菲特在70多年的投资生涯中可以做到99：1的准确率。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既然价值投资如此简单有效，为什么还要把不怎么样的技术分析结合进来呢？从历史统计的角度看，技术派大师从未出现大成就者，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作为一名理性的投资者，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一现实，而不应对技术分析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价值投资的基础优势之一，就是不受市场情绪和价格波动的影响，理性地作出判断和决策。一位真正的投资家，他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市场报价置之不理的权利，决不会因别人的不理性情绪和所谓波段或市场热点，被动地犯“追涨杀跌”等“强迫性错误”，但“聪明”的“策略投资”却把情绪化的波段或市场热点“结合进来”，使价值投资的基础优势荡然无存，这无异是一种“引狼入室”的行为，聪明反被聪明误。
俗话说：“脚踏两条船，必然要落空”，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策略投资”所面临的困境。
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阿理依然坚持认为，抛弃技术分析，专注公司分析，是一名真正的投资者最理性、最务实、最明智的选择。
创新发展
关于在中国应该完全照搬巴菲特的方法，还是应该结合中国国情，有所创新发展？
中道巴菲特俱乐部的同道袁凯兄问我，在俱乐部2008年年会上作了题为《全面理解并坚持巴菲特投资思想》的演讲以来，有什么新的观点和变化？
基本的观点和基本的原则并没有变化，但我这7年来，在坚持巴菲特基本投资思想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在“三化”和“三实”上。
三化：就是中国化、个性化和时代化。一是中国化，更多地听从中国的召唤，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智慧和力量，如阴阳平衡、物极必反、祸福相倚、守正出奇、不战而胜、中庸之道等，提出了实力选股、阴阳组合、中庸操作、自然心态的基本投资策略；从中国国情和资本市场具体特点从发，找到实战解决办法，例如针对中国经济和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资本市场的“新兴+转轨”的具体特点，提出了长期收藏+滚动操作+特别情形的中庸操作的策略。
二是个性化，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召唤，从自己的性格、心理特征和偏好制定相应的投资系统和投资策略，构建相应的投资组合；提出了能力圈三个维度的观点：知识、阅历和偏好；2013年提出了复利机器选股理论；2015年提出了精诚打造终极复利机器的企业使命和成为终极投资者的理想追求。
三是时代化：更多地听从时代的召唤，与时俱进。2011年从芒格投资比亚迪的案例分析，提出了原点分析方法，突破了巴菲特的经典分析框架，稳步、渐进地拓展能力圈，将投资范围拓展到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2015年针对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提出了用工匠精神，把投资做到极致。多尔西在<<巴菲特的护城河>>一书里，将护城河的来源归纳为四个方面： 1、无形资产； 2、转换成本；3、网络效应；4、成本优势。阿理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种更强大的新型护城河——生态系统。在国内，阿里巴巴开创了这种新型护城河之先河，腾讯等也围绕自己的核心平台构建了自己的生态系统。最新的一种生态系统，是乐视正在致力打造的基于视频产业、内容产业和智能终端的“平台+内容+终端+应用”完整生态系统，被业界称为“乐视模式”。这种模式以其颠覆性和实施过程中的激进勇猛，引起较大争议。
三实：实业眼光、实业的心态、实业的推动。这几年来，一方面注重深度调研挖掘机会;另一方面投资决策也是建立在投资理论和技术的创新基础上。2012年提出了“二级市场类PE”的投资模式，例如通过“原点分析”和商业模式三要素的评价，认为苏宁是最好的类PE项目之一。这种类PE的思维，是主动型的价值投资，参与到上市公司的经营战略和价值提升，投资思维前移，走在财务报表和市场曲线的前面。
对广誉远、科力远的投资，主动参与上市公司的价值提升，也是这种类PE模式的实践。为此阿理总结了“三实主义”：实业的眼光(角度)、实业的心态、实业的推动。
巴菲特的投资思想是多方共赢、宁静致富的投资大道。二十年的风雨大道行，造福了大量中国投资者，造福了中国资本市场，也造福了中国经济。阿理衷心希望、热情呼吁，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媒体、更多的市场参与各方，能多了解、多学习、多实践、多支持巴菲特投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帮助年方25岁的中国股市，更加健康、更加茁壮地成长！
最后，阿理用价值投资开山鼻祖格雷厄姆的名言和中国的价值投资者共勉：“如果你和我一样相信价值投资是一种完善的、可行的、有利可图的方法，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坚持它，不要被华尔街的时尚、错觉和投机活动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