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从中国历史看 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注:从本文看不出张维迎纯胡说八道的,只能说是能力问题,或者,就是智商问题。一个知名学者,做一个演讲,等着对手批驳的情况下,必须逻辑严密,有数据支持,存在无可争议的行文基础,否则,就非常容易被明眼人一眼看穿。常用的招法,就是把已故大师的只言片语拿出来,作为自己行文的逻辑根基。比如说,斯密、荀子,这套路缺省的就是读者对斯密和荀子不了解,且并不清楚文章中涉及到的经济问题的背后数据。我可以通过对此类所谓学者的认可度看出一个人到底有多深入的思考能力。要知道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来自劳动分工,压根就不是张维迎扯皮的创新,因此,企业家精神这个延伸出来的结论就是伪命题。从来就没有中国模式拒绝企业家精神,而最后反手砸中国产业政策,这里面毫无逻辑。糊弄别人行,糊弄真正的政策制定者,完全是扯淡,不是每个人都是低智商。]


来源:凤凰财经

凤凰财经讯7月5日-6日,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国内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及几十位教授学者齐聚上海,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探讨经济学专业领域的市场、产业与分工,同时,分析中国改革历程与经济前景。

研讨会上,张维迎发表了题为“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的演讲,张维迎强调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只有企业家能够发现不均衡,并创造不均衡。企业家通过创新,创造分工,分工扩大了市场规模,最终使社会财富增加。

“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张维迎认为产能过剩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

张维迎提到很多人相信产业政策,但他对产业政策一直持怀疑态度,从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

那么,在经济发展中,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保护企业家的创新性?张维迎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张维迎认为,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尽管他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以下是发言实录:

张维迎:我1982年认识小凯,当时在西安开全国计量经济学会,他在会上讲他的分工理论,这给我印象很深。跟小凯交往之后,他对我后来的学术影响也很大,他把科斯的企业理论介绍给我,我组织翻译成中文,第一次发表。还有很多新的理论,也是通过他才了解的,学到的。

下面我讲修正的斯密增长模型,或者斯密-熊彼特增长模型。亚当·斯密理论有两个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市场如何协调人的经济行为,使得个人追求自身利益变成社会财富的增长力。第二个就是分工,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后来经济学家放弃了第二个方面,专注于第一方面,就变成了我们市场均衡理论。我理解这就是毅夫刚才讲的主流经济学。但是后来经济学家这么处理市场的时候,他们理解这个市场,或者我们主流经济学理解市场,和亚当.斯密理解的市场不完全一样。因为亚当.斯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的。亚当.斯密的书的第一章讲的就是分工。后来主流经济学也在思考增长,所以我们就叫新古典增长模式,就是从要素的增长看GDP或者财富的增长。就是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外生的进步还是内生的进步,本质上都可以理解为是新古典的增长模式。这个模式,我想只是一个数量的堆积,本身没有结构,没有机制,就是这个资本怎么积累的。当然,我相信这对二战之后各国采取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影响,就是人均生产率的提高,要靠资本的积累,这靠个人做不成,要有国家的力量进行积累。这是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战略。

斯密的增长模式很简单。也就是国家的财富怎么增加,斯密答案很简单,就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每个人单位生产时间生产出更多东西,而这个靠什么?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怎么来?就来自分工。小凯大量的工作在集中研究分工,怎么导致生产的提高。无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分工又是靠什么呢?这就是市场,要市场达到一定规模。我们一般讲市场规模,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内需。市场规模跟收入有关,跟人口可能也有关,但首先必须是市场。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核心观点。

倒过来讲,如果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可以越细。当然,这个观点我想不是亚当·斯密最早提出的。最早中国的荀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西方赛诺芬的经济学也特别强调,市场规模怎么能够导致分工细化。很简单,比如说在一个村庄中,不可能有任何的专业人员,但是如果好多村并在一块儿交易,那就可以出现分工。我们中国来讲,我在农村时很多村子才有一个铁匠、木匠,这样才能养活他。资产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创新就越快,技术进步、创新越快;经济发展就越快,财富增加了,又变成新的市场。这样形成经济发展的正循环。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本身是怎么出现的?分工是如何形成的?怎么就突然之间从没有分工变得有分工了?特别是近代,分工如此之细,没有一个产品是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生产的。哪怕这样一个讲义,都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生产的,是全世界合作的结果。这是怎么出现的?

创新是怎么来的?我们生产率提高,要创新,创新怎么来的?亚当.斯密讲的是不明确的,没有答案的。

这个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一百年多前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之前,比如萨伊的书里就很注重,但是真正把企业家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核心,那就是熊彼特1912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

这样的话,熊彼特的思想嵌入亚当·斯密刚才讲的这样一个大循环里,放在这个中间,这个中间意思是什么?资产怎么出现?资产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靠企业家发现的。企业家做的事不是说有一个市场,我满足他。这个市场根本没有的。比如我们现在微信,原来没有,他就是企业家发现的。所有的这两百年出现的市场,原来都不存在。比如方便面,没有市场,就是企业家创造的。所以企业家首先要创造市场,要发现这个市场。分工怎么形成的?分工也不是自然而然的,我找工作,就有这个分工,分工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比如软件,现在是很重要的产业,软件就是比尔.盖茨创造的。在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如果没有企业家,分工本身不会出现。

创新,就更不要讲了,熊彼特主要强调企业创新,每个创新,都是企业家做出来的。而且创新跟分工之间有相互关系。没有创新,分工就不可能。比如方便面,没有方便面机器的创造,就不可能有方便面市场。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手工擀面,我认为是不可能养活得起这样一个产业的。只有出现了机器擀面,机器压面机之后,方便面才可以大量生产,才会有市场。

所以这两个箭头,应该是相互的。创新影响分工,分工再影响市场。技术进步,分工以后,导致劳动生产的提高,我们知道财富就增加了,每个人工作时间更少了,财富更多了。但这个财富本身,我非常同意刚才林毅夫讲的结构的变化,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一定造成结构的变化。我原来吃一斤粮食,以后吃两斤,一百斤,不可能,会在种类和结构上有变化。但是这个结构的变化,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仍然是企业家产生的。中国现在说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人类欲望都饱和了。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企业家仍然没有把新增的财富变成新增的市场,还聚焦在原来的市场上面从事经营活动,那就出问题了,全世界都有这个过程。

回到黄有光教授讲的,小凯讲分工,我想小凯有一个问题,他总是想着把他的分工理论纳入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我们不仅市场在协调这个分工,其实企业家本身就是一个分工的协调机制。一个人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的时候,这个人都在考虑别人在干什么,绝对不会说闭一只眼睛随便选择生产衣服还是生产粮食。企业家不是马克思描述成盲目的,没有任何计划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计划,每个人都有计划,但有一些人计划得好一点,有一些人计划得不好一点。我觉得要谈协调,一定离不开企业家,如果离开企业家谈协调,就不是现实的经济真正的协调。我再强调一下,企业家每做一件事都是有计划的,也许他判断会失误,但是我认为这就是他协调功能的来源。

但是我查了小凯的两本书,索引里面没有“企业家”三个字,但是正文里面有一些提到。我的意思是说,他对分工的认识非常的充分,但是对企业家功能的认识不够充分。

企业家做什么?我总结两件事,第一发现不均衡,发现不均衡是我们讲的套利,按照经济学家讲的,均衡是没有利润的,只有不均衡才有利润,企业家发现这个赚钱的机会,不断的发现不均衡,慢慢走向均衡,再创造出不均衡。

比如说当年电脑市场都均衡了,当年电脑公司赚钱是什么?赚的是搬运工的钱。卖一台电脑,赚的钱没有卖天津煎饼赚得多。但这时候出现了苹果,乔布斯就打破了局面,生产出平板电脑,完全打破了这个局面,这是企业家,或者从熊彼特来讲,更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工作在传统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概念里面重要的,就是协调,就是怎么发现不均衡。熊彼特,创新了这个理论,企业家打破了不均衡比发现不均衡更为重要。现实当中这两个经常搅在一起,没有办法严格区分。

熊彼特关于创新讲了一些什么?其实这个讲的都是发现,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其实大家都是结构的变化。新的材料都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都是结构的变化,这是创新的含义。

再进一步我们说创新,这个结构怎么变化?这个新产品怎么出现?最初就是某些人脑子里面的想法而已,而且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是根本不认同的,这怎么可能赚钱呢。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我们叫做企业家的人,这个想法变成消费者愿意买单。1921年弗兰克·奈特有一个书里面讲,谁在预测消费者的需求,不是消费者自己,而是生产者,也就是企业家。我们有大量的例子可以来说明这一点,每一种新产品出来的时候,一开始认同的人都很少。黄有光教授刚才讲金融的重要性,你在别人不愿意买单的时候,你相信他未来会买单,你会先垫钱,这个时候金融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举一个例子,联邦快递这个想法是史密斯在耶鲁上学时一个本科生的论文,这个论文的得分是C,C是刚及格,60分。但就是这个C的论文最后变成了联邦快递公司。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

企业家不断的发现、预测这些新的东西。我们说200年前,人类所有使用的产品,按照现在零售商统计是10的2—3次方,现在是10的8—10次方,我们今天使用的大部分产品,30年前都不会想到的,200年前我们更想不到。200年前如果谁预测人类农村劳动力降到10%、1%以下,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吃什么?不会想象到的。但企业家不断把这个次方往上加,出现了我们整个200年的经济发展。

我要稍微强调一下弗兰克·奈特提到的,企业家在发现市场,创造一个新的分工的时候,他面临的是什么?不是我们传统讲的Risk,而是uncertainty,这是弗兰克·奈特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现在我们经济学家讲到Risk和uncertainty仍然不加区分。企业当中这个uncertainty和Risk不一样的,Risk是有可以量化的,尽管是一个概率。这个uncertainty是不可量化的,没有分布、没有概率分布的,没有任何统计或者概念。比如说硬币,我们知道50%是正面、反面,或者我们大量的统计可以得出一个规律来,所有的uncertainty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你不可能靠过去的样本指导未来。40年前任何的统计没有办法告诉比尔盖茨未来软件产业怎么发展。100多年前任何统计不可能告诉你汽车会怎么发展。同样我们说今天也没有任何统计能够预测我们未来有哪些产业,这就是企业家的伟大之处。

弗兰克·奈特研究说一般人最初处理的是什么?是Risk。保险公司为什么存在?就是减少Risk。但是只有企业家能够面对这个uncertainty,就是靠人的一种想象力。企业家要判断未来,就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是一种自信。就是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他可以发现商机,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当时和小凯交流,小凯提出企业家的功能服务不能直接定价,所以要企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为什么不能定价?就是一个想法没有办法用统计验证的。如果人家相信了你以后,你就没有办法赚钱。不相信,你也没有办法赚钱,所以自己操手来做,做出一个东西,最后有人买单,你就赚钱了。当然了,所有企业家的预测都面临着大量的不确定性,你可能完全预测是失误的,谷歌背后死了一大批企业,这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这种持之以恒,跟一般人不一样,企业家可能不是一般人。

现在好多人提大数据,你看每个消费的信息全都有,不需要抽样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大数据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大数据不可能创造你需要的东西。凡是能够用大数据解决的问题,都不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

企业家能不能数学化?这是最难的。我现在持悲观的态度。包括鲍莫尔,试图模型化企业家,他90多岁了,仍然在做这个工作,但是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人类有这样一种精神,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但是人类没有办法真正把它模型化。一旦这精神都可以模型化,这种精神已经毫不重要了。因为他就变成了一个日常的工作了。

如果我前面讲的有道理,那企业家本身,人类从古到今都有这个精神的。司马迁《货殖列传》就举了30多个企业家的例子,当然他们都是套利的企业家,像子贡等。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这些人出现?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个,自由。人要有自由,没有那么多框框。但是人在地上走的时候,怀特兄弟在想,怎么飞上去。而大部分人都是循规蹈矩的。所以必须心灵是完全自由的。如果心灵不自由,很难想象会出现特别伟大的企业家。

第二,预期稳定。企业家创新需要时间,没有一个创新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买,第二天早上就卖,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如果不能预期到未来成功以后享受成果,不会做创新的。

第三,就是产权保护。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可能不会出现创新性的企业家,但是我相信会出现一批套利性的企业家。比如以前农村农民工社时期,头一天晚上天黑了,偷偷买一点东西,第二天晚上卖了,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交易完成了。但是创新不可能偷偷摸摸完成,因为不确定性非常大。

亚当.斯密讲,“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就是你有了这些东西,有了和平、司法制度,税收不要太高,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些人就会出来,他会发现市场、进行分工、创造技术。

最后一点,就是产业政策。现在很多人相信产业政策。我一直对产业政策有怀疑。为什么呢?产业政策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就是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我觉得完全不成立。中国历史看,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成功。当然政府有一些东西,发达国家有一些很成熟的东西,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嘛,学人家一点,像炼钢、造船早期人家都是很成熟的产业。中国不能老是停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总是靠拷贝、山寨别人的去发展

最典型的,我们看过去几年光伏产业,光伏是企业家发现的一个产业。政府一旦认定这个产业好,就大规模的扶持,结果搞得一塌糊涂。如果政府不扶持,有些企业活了,有些死了,这个产业就比较健康。

从推动创新发展来讲,政府永远是无能为力的。那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就是怎么提供有效产权保护、提供一个法治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思考的自由。如果一开始就否定人们拥有自由,不能提供私有产权保护,那我想这个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尽管他短期内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

谢谢大家。

优惠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