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丨危机之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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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4日10:34:58以史为鉴丨危机之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已关闭评论 359 浏览 6752字阅读22分30秒

韩国之所以97年后最早走出经济危机,和韩国本身的务实和对问题深刻的检讨魄力是分不开的。去韩国溜达一趟会对中文在韩国的普及情况感到惊讶,酒店,机场,商店这些公共场所就不说了,剧院,小卖部,就连路边摊对面桌的客人,都可能在你点菜的时候给予流利的中文帮助,而且韩国人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日本人高的多。

相比日本失去的20年,日本民族高傲自闭,喜欢在自我封闭体系内运作,导致经济上对内孤立对外没有随着市场国用户需求的提高而提高。我去过日本很多次,最近一次在BIG CAMERA看到联想的PAD和华为的智能手表,感到惊喜骄傲,要知道电子产品可是日本的产业核心,如今都被中国企业渗透,更别说韩国三星手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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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度线界标】
如果有机会去看韩国国家博物馆的陈列,那简直就是韩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成就展,和中国过去30年一模一样,工厂女工,生产车间,除了文字不同其他完全一样。只是韩国的高速发展比中国提前20年,韩国在97年碰到的增长瓶颈,和中国20年后今天的情况高度相似,中国如今的问题韩国也曾经面对,并且是处理的最好的国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可以像韩国那样以高度务实的心态直面问题,让转型得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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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签署的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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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来源:香帅无花

1盛世之谶

1993年,经历30年的两位数高增长,韩国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人均收入从82美元上升到8449美元。多年政府高度集权主导和要素投入拉动的经济高增长后,腐败、财阀垄断、政府隐形担保、金融抑制等病灶开始在韩国社会蔓延。从1992年开始,韩国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创下81年以来新低(分别为5.8%和6.3%)。

这一年,通过民选上台的金泳三政府雄心勃勃,决心要根治这一系列 “韩国病”。他的药方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政治上整顿吏治,公布官员财产,实施财产和不动产实名制,政府简政放权,由军事独裁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上则大力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提出了《新经济五年计划》,包括利率市场化、国企私有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鼓励高新科技产业等核心内容。

1994年,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发表了一篇叫做《神秘的亚洲奇迹》(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他的观点是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前苏联并无二致,主要靠的是要素投入(e.g., 密集劳动、高储蓄、高投资)增加,而不是科技进步。因为要素投入总是有限度的,而且边际产出递减,克鲁格曼作出了“亚洲无奇迹”的大胆论断,并认为这种“奇迹”难以持续。

就在1994年,韩国经济增速猛然加速到8.8%(外贸出口增加了17%,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20%),韩元贬值幅度下降到-0.1%,研发费用(R&D)费用占GDP的比重上升到2.32%,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小龙国家。1995年,韩国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人均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贸易自由化继续加深,并作为创始国加入WTO组织,1996年,韩国加入经合组织(OECD),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一时期,包括四小龙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克鲁格曼的“预言”看起来遥远而陌生。
                                                                                                                                      

2危机重重

然而历史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露出嘲弄的微笑。

1994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并轨,官方汇率从5.8大幅贬值到8.7,中国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十三亿人渴望致富的源动力,浮现出世界经济的海平面。世界经济,隐隐开始进入“中国制造”时代。东南亚的吸引力逐渐下降,各国的出口显著下降,经常账户开始恶化。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在泡沫的繁荣中,无人觉察日益累积的风险。直到1997年1月,泰国的未回收贷款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35%,泰铢贬值压力剧增。5月,国际炒家开始攻击危如累卵的泰铢,泰国政府被迫消耗大量外储(约合150亿美元)维持汇率,在国内经济难以迅速改善的情况下,泰国政府7月放弃固定汇率,当天泰铢暴跌20%。国际投机资本一招得手,迅速转战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东南亚各国的汇率市场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崩溃,货币大幅贬值,股市狂挫,银行出现兑付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一夜清盘。

韩国也终于未能幸免。随着30家大财阀中的韩宝、起亚等8家破产倒闭,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幅增加,市场开始恐慌。1997年11月24日,韩元兑美元价格到达1139:1,股市暴跌70%以上,创出488点的十年新低,资本疯狂外逃,外汇储备迅速下降到200亿美元以下(实际可用外储仅有79亿)。穆迪等评级机构大幅下调韩国国债的信用等级。12月12日,韩元兑美元暴跌到1891:1,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韩元贬值了66%。泡沫全面破灭:韩国33家银行中,5家破产,10家被卖,剩下19家。1984家券商、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中,关停并转了400多家。

经过30年的高速稳定增长,国家能力对于韩国民众而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信用。面对几乎失控的经济残局,整个社会的信心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挫折。

1997年12月19日,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达成协议,接受IMF195亿美元的有条件的紧急援助。IMF的协议包括(1)韩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外国公司(个人)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7%)上升到50%;(2)韩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3)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实现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以及规定具体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经济增长速度等条款。

这个看似苛刻的援助条款一经曝光,韩国民众哗然,甚至有媒体宣称这是“国耻”。1998年,金泳三黯然下台,反对党领袖金大中上台。

1997年底,韩国政府发起全国性的金融紧缩运动,号召国民减少出国旅游,并将自己手头的美元兑换给银行。这是韩国妇女在首都一家银行将自己的美元兑换成韩元。

3痛定思痛

“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

和大部分接受IMF援助的国家不同,金大中政府并不敌意解读和抵触这些“趁虚而入”的条款,而是首先开始严肃反思前30年的“汉江奇迹”究竟有哪些短板和硬伤。

公平畅通的融资渠道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良好健康的企业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韩国经济积弊之关键之一就在于官办金融。所谓官办金融,指国家掌控金融资源、设立和管理金融机构,并依据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战略,决定信贷规模、资金成本、和资金流向。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金融模式能把有限资本投向国家扶持的产业部门,起到引导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随着经济规模扩大和复杂度加深,这种金融模式的后遗症越来越明显,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金融体系的市场属性非常弱,是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工具。这就决定了银行资金会往国家扶持的产业和企业倾斜。韩国早期的军政府大力扶植大企业,形成“政经共舞”、“骨肉相连”的局面。为了“大而不倒”,企业纷纷“多元化”,到1997年,韩国前30大财阀企业平均每家参与20多个行业,所辖企业27个——这些企业从银行取得大量廉价资金,肆无忌惮地在国家信用的隐形担保下继续扩张,造成了整个韩国经济高负债运行,国内贷款利息畸高的状况。90年代中期,韩国国内贷款利息比国际市场大约要高出10%以上,中小企业的利率甚至能达到30%以上,很多企业只能依赖于海外借债——1996年,韩国最大的30家财阀平均债务比例达到500%以上,制造业负债率超过300%,其中很大部分外债面临着巨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为后来危机的“星火燎原”埋下隐患。

国家控制金融资源,股市缺乏透明度;存在隐形担保和刚性兑付的情况下,债市也发展不起来——直接融资市场乏力,银行一枝独大,大企业盲目低效投资,银企关系不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从8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韩国一直讨论“产业升级”的问题,但在国家强势主导的增长模式下,企业依赖于规模扩张增加收入,技术进步乏力,产业结构调整姗姗来迟。

官办金融和大企业病还衍生出另外的问题。比如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社会稳定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受惠于政府扶持政策的企业因此“投桃报李”,再加上较强的韩国工会力量,形成事实上的终身雇佣制度,而缺乏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最终伤害到企业的活力和创新力。

这些病灶都和韩国长期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这种模式下是一种跛行的市场经济,政府“闲不住的手”在市场上无处不在,妨碍了“自由竞争”和“开放”的基本市场精神,其结果则体现为官办金融下的隐形担保和高负债、政经勾结、大企业病、迟缓的产业结构调整、僵化的劳资市场……

金大中的结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只是韩国危机的导火索。究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的整体进步,国家要素禀赋的变化,曾使大韩民国走出贫穷的外延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危机的病根早在80年代已经埋下。而改革的步子却一直被对“高速增长”的迷恋所桎梏。因此,韩国要真正走出危机,必须重塑政府职能,实现增长阶段从高速到中高速、中速的转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化,培育出真正的成熟的市场经济。

国家和人生一样,最难的是面对自己的错误。崛起世界民族之林的盛世沉醉后,泡沫退去,大韩民族有点迷惘失措。幸而金大中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对症下药,提出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并行发展”的纲领,藉危机倒逼,对韩国政治经济刮骨疗伤。

4刮骨疗伤
1998年,在韩国国民的支持和国际机构的帮助下(e.g., 将短期外债转换成中长期外债,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外汇平衡基金债券,国内民众主动募集200多吨黄金兑换给央行),韩币汇率在年中基本趋稳,同年韩国出口快速反弹,经常账户出现三年以来首次盈余,海外直接投资上升。

经济基本面的好转为金大中政府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部门、劳资部门、企业,和公共部门四大领域相继开始了“刮骨“式的手术。

手术从利益最大,也最艰难的金融部门开始。首先是确立金融监管的制度性框架,修改银行法,确保银行能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同时改变以往各个金融机构占山为王的局面,成立隶属于总理的金融监管委员会(FSC),对银行、保险、证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在制度性改造的基础上,打破刚性兑付,让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破产重组,截至2000年8月,全国超过20%的金融机构关闭或者重组。此外,大力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引入国际竞争,提高金融业的经营水平。韩国第一银行、外汇银行等银行相继引入外资,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务必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加快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业的市场化。金大中力图通过这些措施切断金融机构和政府职能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让金融业回归市场属性,恢复为企业融资的正常功能。

这些改革都是从制度层面对整个金融业进行结构性调整,触及很多人的利益。同时大量不良债权的处理也别无他法,只能通过财政资金的支持进行剥离,以政府(全民)买单的形式消化。因此每一步都走得困难重重。幸而当时危机关头,整个韩国社会对改革的渴望处于高涨期间,金大中的大手术得以进行下去。到2000年年底,韩元汇率稳定在1300:1的水平,外储达到近1000亿美元,22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10%。

随着金融行业的改革,对企业部门的痼疾也开始做出调整,一是要求各个财阀集团改变“八爪鱼”式的多元化扩张,转向专业化经营,同时修改会计准则,大力提高企业的财务透明度,改善其公司治理结构,并限制财阀集团的产业资本对金融体系进行渗透,以维持金融行业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银(行)政(府)不分,银(行)企(业)不分的局面有所扭转。改革初见曙光。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也于1998年启动。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企业没有活力,而过高的失业率,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金大中政府努力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1998年修改劳动法,放宽了企业解雇员工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政府大力增加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职业培训等社会福利开支,到2000年实施了覆盖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不断扩大的全民社会福利开支配套的,是政府公共部门的简政放权和缩减开支。从1998年开始,韩国进行机构改革,两年间共清退近15%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废除了50%以上的规章制度,对30%以上的国有企业(包括著名的浦项制铁,韩国重工等企业)进行私有化,并实施减免税政策,让利于民,将政府的权力逐步转移给市场,逐步转型为“小而美”的服务型政府。

另外一个改革的重头戏落在产业结构的转型上。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要素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很快,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再,民众对于社会福利、政治民主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外延扩张型的高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科技创新和文化成为21世纪韩国发展战略中的“立国之本”。

和80年代以政府规划和管理的科技发展战略不同(e.g., 设立专门科技创新部门,增大R&D投入,国家资助科研创新课题等等), 金大中政府的科技文化兴国战略仍然遵循着”市场化“的导向,坚定的“去行政化”,政府“支持”而不“干涉”,和市场始终保持“一臂间隔”的距离。

在科技方面,鼓励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题,在政策上大幅向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倾斜,以改变大企业研发一统天下局面,加强高科技行业的竞争度(e.g.,  免除科研人员兵役,提供贷款资金和财政补贴的支持,部分政府购买,税收优惠等)。

在文化方面,韩国政府一方面在资金政策上大力扶持,在总体预算增加不到5%的情况下,将文化部门的预算增加40%,加大对文化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培养电影、卡通、游戏、广播影视等产业高级人才;2004年,韩国软件振兴院投资构建网络全球测试平台,为韩国中小游戏企业进军海外市场铺路。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放松早期威权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提升自由创作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1998年,韩国取消电影的剪阅制度,代之以国际通行的分级审查制度。改变规则后,电影电视题材大为放宽,电影人获得巨大创作自由,创作开始热情高涨。一场席卷全球的“韩流”开始酝酿。

5凤凰涅槃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2001年,韩国提前三年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5亿美元的紧急救助贷款,告别IMF的监管时代,外汇储备达到1200亿美元, 失业率创出3.1%的新低,经济增速换挡为中速的4.5%。2002年,韩国主权债信用评级从1998年1月的B-回到A(Fitch rating),成为最早从危机中走出的东亚国家。

不仅如此,危机倒逼的全面改革后,韩国实现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平稳过度,基本完成产业结构升级,从要素投入型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步转化为创新驱动型的成熟经济体。从1998年到2001年,韩国信息技术产业附加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6.4%,远远超过同期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2009年,韩国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人口百分比已经跃居世界前列。2011年,韩国R&D费用占GDP比重达到4.03%,居全球首位。手机、汽车、数码家电、特种船舶等一大批新兴产业快速成长,行销全球。

硬实力是软实力文化输出的基础。从2000年开始,“韩流”席卷亚洲乃至全球。韩国影视剧大热,从《大长今》到《蓝色生死恋》再到《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在中国的流行度可以和80-90年年代的港剧日剧媲美(e.g., 《上海滩》,《射雕英雄传》, 《血疑》,《东京以史为鉴丨危机之后,韩国是怎样走出低谷的?爱情故事》等等)。大批韩国明星成为和当年成龙、周润发、张国荣、山口百惠,滨崎步一样的亚洲(国际)巨星。从金喜善、到全智贤、李敏镐,再到林允儿、EXO男子团体…..不同年龄层次的韩星像磁铁一样吸引了几个世代的亚洲年轻人。2012年,鸟叔的一曲《江南Style》在Youtube更是创下逾4亿的点击率,包揽英国、美国、比利时、巴西等35个国家iTune单曲榜第一名。

到2004年,韩国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的第二大出口创汇产业。2015年,文化产业出口更达到50亿美元,占韩国GDP比重的15%(作为对比,中国大约在是4%左右)。《大长今》播出后韩国泡菜和烤肉风行一时,Rain的机场街拍捧红了皮具品牌MCM,韩剧中那美丽善良的女主使用三星手机,潇洒痴情的男主驾驶现代汽车——据统计,在文化产业出口中,每100美元的输出就有412美元的产业拉动,其中手机等信息技术产品增加395美元,服装增加35美元,食品有31美元。最近的数据分析认为韩国有51.9%的企业销售额都或多或少的受到“韩流”的影响。而在不久的将来,热衷于粉丝经济的90后,00后将逐渐成为消费主体,文化“韩流”所带来的经济甚至政治影响更加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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